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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车间开在家门口 江小白助力打工仔落叶归根

时间:2020-06-16 13:53 阅读: 来源:财经媒体网

清晨七点的白沙,空气中氤氲着雾蒙蒙的水气,古成勇照常和值班室的门卫小张打了声招呼,大步流星地走进了江小白酿造基地江记酒庄的大门。他是江小白手工精酿车间的“明星”班长,曾作为返乡就业的典型人物,登上过好几家重庆媒体的报道。

回到白沙之前,古成勇已经在外漂泊了25年。十八岁出门远行,归来已过不惑之年。多年间,老古先后辗转于深圳、广州、潮州,做过货车司机,也在建筑工地上干过,多是些学历门槛不高的行当。2017年春节回家过年,他偶然听父亲提起白沙镇上的江小白在招酿酒工,找过去试了几天工,从此过上了“在家门口打工”的团圆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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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外出打工人口持续回流,2019年全市回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33万人。人口迁移的背后,是一座城市经济的强势崛起,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用工需求增加,更是数以万计家庭命运的重新书写。

打工潮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1987年3月,深圳特区首届劳务交流大会拉开南下打工潮的序幕,从而引发了建国以来继知青下乡插队后的第二次青年人口大迁移。江津人古成勇,便是其中的一员。

古成勇出生在江津德感的一个酿酒人家。江津人好酿酒,那是远近出了名的,民国初《蜀海丛谈》记载,“全省酒税收入,以江津、泸州、什邡、绵竹等地产酒之区,收数为最旺。”父亲凭着在酒槽坊里练就的一身手艺,拉扯大了古成勇兄妹四人,但家里的日子始终过得紧巴巴。

90年代初,初中毕业的古成勇跟着父亲进了槽坊酿酒,学徒工资低,挣的钱也就够给弟弟妹妹添置点文具。后来听邻村打工的人回来说,深圳工地上干一天就有12块的收入,古成勇心动了。1992年,18岁的小古背着行囊在绿皮火车的过道里坐了一天两夜,终于踏上了那片“掘金”热土。

“最开始去的时候是做支木,其实就是木匠,混凝土浇筑需要定型,我们就是做那个模型”,小古先跟着邻村的“师傅”学手艺,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吃住都在工地。“这幢楼的活干完了,就找一下个工地”,也遇到过黑心的包工头,结工资的时候变着法儿扣钱,吃了不少闷头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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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年,在工地上混熟了,有个老板就介绍我去开货车”,古成勇立马答应下来。他那时已成了家,妻子是同村媒人介绍的姑娘,跟着他去深圳进了电子厂,怀着五个月身孕还在流水线上做质检工。古成勇觉得,改行做货车司机收入稳定,可以让妻子不用那么辛苦。

一组数据印证了当时打工潮的热度。1992年,大约4000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发达省市,这个数字以1000万的增量逐年上扬,四年后几近翻了一番。外出务工的年轻男性大多选择工地、建筑等重体力行当,服装厂、玩具厂、鞋厂、包装厂则成为“打工妹”们的绝对主场。

“98年儿子出生,一岁就送回家给我爸妈带了”,后来每个月领到薪水,古成勇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给家里汇钱。资料显示,1990年至2004年的15年间,深圳外来工累计向内地汇款820.5亿元,占汇款总额的47.69%。

2005年,一位和古成勇相熟的货车司机跑夜路时出了车祸,折了一条腿。后怕的妻子拉着他辗转去广州摆起了地摊,“什么赚钱就卖什么,卖过水果、衣服、光碟,还卖过皮鞋”。

那两年在与城管的博弈中,比起上了年纪的同行,刚过而立的小古常常以体力轻松“取胜”,“夜市有个卖皮带的,也是我们重庆人,跑得慢了些,一百来条皮带全被搂了”。

后来城管越来越严,地摊生意做不下去了。古成勇又回到深圳的工地上,木工、水泥工都做,妻子进了服装厂,住在厂里分配的八人宿舍。“条件比我们工地上好一些”,古成勇住的工棚常年阴暗潮湿,只有干活的工具、铺盖,没有电视看,偶尔能翻到些几年前的旧报纸。收音机是他获取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闲暇之余,只能和工友打打扑克牌消磨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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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深圳作为我国最大的农民工集聚地,大约有530.5万常住农民工,大部分都面临居住条件较差、住房面积相对较小等住房问题。此外,讨薪、暂住证、看病难、子女上学难等农民工新闻,也常常登上那些年社会新闻的头版头条。

比起社会新闻的“主角”,古成勇觉得自己幸运得多,只是漂泊日久,对父母、儿子的思念愈发强烈起来……

2017年,重庆市外出人口达482.31万,居全国城市之首。以3390万的户籍人口数计算,每7个重庆人中,就有1个选择外出打工。

重庆移动大数据中心分析发现,主城区、近城区的重庆人倾向于去四川打拼;渝东北和部分渝东南地区钟情于广东;忠县、丰都、石柱、秀山人愿意去浙江;綦江人热衷去贵州;垫江人更喜欢去云南。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变化正悄然发生。

2017年11月5日,重庆迎来第十一个“农民工日”,阿兴记集团、卜蜂莲花超市、中国人寿、国奥汽车等53家用工企业提供了制造、家政、餐饮等4800余个岗位。也是这一年,已经从小古变成老古的古成勇,选择回到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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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年纪大了,落下了腰疼的毛病,儿子也成年了,在重庆的职业学校学电脑”,老古不大懂打游戏与学编程的区别,他怕儿子学坏,想回家多看着点他。至于为何又做起了酿酒这一行,倒是缘于父亲态度的转变。

江津当地有句俗语,“养儿不进酒糟坊”,烤了一辈子酒的父亲深知这行的辛苦,不想古成勇步自己的后尘。“不过最近几年,我们这儿出了个江小白,招了不少的酿酒工,我父亲的好几个学徒,都去了他们江记酒庄上班,说是工作流程很规范,分工合作,不像他们老一辈,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儿”。

三年前的春节,老古和妻子回家过年,老父亲主动在饭桌上提起了江记酒庄招工的事。后来,老古一路从一线酿酒工做到了班长。

班组里30多个来自周边乡镇的“老兄弟”,几乎全是返乡就业的农民工,“酿酒车间开工早,下班也早,离家近的农忙时还能帮衬着照顾地里的庄稼,每逢过节厂里还发些米面粮油,在外面打了二十多年工,没成想在家门口找着这么好的活路(工作)”。

近年来,重庆市人口呈净流入规模逐年递增的趋势。人口回流的背后,是重庆连续三年稳坐GDP“第五城”。“重庆速度”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也吸引着一个又一个古成勇踏上返乡的路途。

家门口打工

在江记酒庄的江小白手工精酿车间干了不过一年,古成勇就被提拔做了班长。车间主任李斌觉得他有手艺基础,做事手脚麻利又勤快。

“一次浸泡,两次蒸煮,再三摊晾,烤酒的门道多着呢”,清晨的酿酒车间一派火热,泡粮蒸煮、培菌糖化、入窖发酵、蒸馏出酒,三五人一组,各司其职,环环相扣,“到了夏天,在车间里干活,衣服基本没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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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成勇最喜欢出酒的时刻,他总会捞上一口刚出锅的江小白原浆酒给李斌品尝,得到这位资深“烤酒匠”的肯定后,46岁的老古笑得憨态可掬,黝黑的皮肤是建筑工地上多年风吹日晒的馈赠。

三年来,江记酒庄里陆陆续续来了许多科班出身的大学生,还有留学回来的酿酒博士。“这些负责研发江小白新品的小年轻喜欢往车间里钻,找有经验的老师傅聊天”,他们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又对着老师傅们连连称是,老古听不大懂他们口里蹦出的专业名词,但也觉得颇有意思。

老古也常常和父亲聊起如今的工作,每每说起车间里热火朝天的景象,父亲也跟着开心起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大量劳动力外流,盛极一时的江津烧酒一度陷入烤酒无人的窘境,“如今大家都回来上班,烤酒的人多了,江津烧酒的名气又起来了”。而在最近发布的《重庆市推动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2年)》里,“强化品牌和文化带动,提升酿造工艺,打造西南地区白酒优势产区”,被提上日程。

去年5月,古成勇把在主城餐馆帮工的妻子“动员”来江记酒庄,在江小白包装车间上班。两夫妻在镇上租了两室一厅,儿子每周末回来,老古总不忘叮嘱一句,“好好学电脑,不要老玩游戏”。

老古如今又打起了“小算盘”。他和妻子准备在白沙镇上买套小三室,已经看好了楼盘,“今年过年的时候,就把父母从德感接过来,一家人团团圆圆”。

责任编辑: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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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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