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遇到暴雨就可能“看海”,一遇到大规模人流就可能踩踏,这都是城市在面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时,缺乏“韧性”的表现。而在城市的日常运作过程中,面对日益增加的人口,是否能够轻松应对就业的压力、暴力犯罪的问题、能否提供健康的环境和安全的食品,也是衡量一座城市是否具备“韧性”的标准。
在3月28日召开的世界建筑环境论坛上,“100韧性城市”项目亚太区总监劳伦·索尔金女士(Lauren Sorkin)说,这些挑战并不仅限于应对地震、洪涝、突发疫情等冲击,还包括应对城市所面临的日常的压力,例如失业问题,交通问题,犯罪问题,食品和水源问题。
2013年发起于美国纽约的“100韧性城市”项目,就是旨在为世界各地城市增强韧性提供帮助,以应对21世纪日益频发的自然、社会、经济挑战。根据该组织的定义,城市的韧性,也就是城市中的个人、社区、机构、企业和系统在各种慢性压力和急性冲击之下存续、适应、发展的能力,让城市能够更从容地承受、应对并适应各类冲击与压力,从而在逆境中奋起,顺境中发展。
目前中国有四个城市加入了这个项目,分别是四川的德阳、湖北的黄石、浙江的海盐和义乌。不过,这些城市都相对规模较小,对于北上广深等人口规模超过千万的大城市来说,提高应对各种压力的“韧性”也刻不容缓。劳伦·索尔金告诉财新记者,在这几个城市的项目完成之后,会争取把取得的经验扩展到其他的更大的城市。
四种工作
根据“100韧性城市”项目介绍,该项目通过四种方式为城市提供帮助:一是通过提供资金及操作指导,帮助市政府设立专门的首席韧性官,负责本市韧性工作;二是为首席韧性官提供支持,以便其带领各利益相关方制定韧性城市建设战略;三是协助城市联系私营、公共和非盈利机构,获取所需工具,确定服务提供商及合作伙伴,以帮助城市制定并执行韧性战略,合作伙伴包括数据分析公司、再保险公司、建筑师、能源专家等;四是将城市纳入100韧性城市网络,各市首席韧性官可分享最佳实践,共同解决难题,互相学习借鉴,向其他韧性专家请教学习。
曼谷首席韧性官素帕猜·坦提康(Supachai Tantikom)在论坛上表示,作为一座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特大型城市,提高韧性的方式主要是如何通过综合性的方案解决问题。他介绍说,由于曼谷城市地跨湄南河两岸,地势低洼,需要提高城市防洪能力,另外曼谷交通拥堵的严重程度在全球排名第二,充分认识这两个挑战之间或和其他城市问题的相关性,并设计出全面的方案,是制定韧性战略的重点,“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也非常重要”。
100韧性城市项目中关注的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城市也有相应的问题。比如日本的富山和京都两个城市也加入了这个项目,虽然在基础设施上比较完备,但这两个城市希望“100韧性城市”项目能帮助他们应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索尔金女士说,这一项目在美国新奥尔良启动时,卡特里娜飓风刚刚在城市造成巨大的灾难,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危机管理,长期的目标还包括智能交通,资产优化,经济多元化,乃至创造就业。
项目首先要对城市进行“健康检查”,对城市运作的各个环节进行评估。从公民个人到整个系统,提供一个自上而下的整体解决方案。然后至少一个季度要去一个城市做一次回访,评估和监督执行效果。
“我们不仅是考虑风险也要考虑城市发展的机遇,关注城市的生存、适应和繁荣。”她说。
安永全球基础设施项目主管比尔·班克斯(bill banks)说,十年内,全球将有500个以上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大城市,如何让城市在应对各种困难和压力的时候,有足够的韧性,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不仅是应对自然灾害,也在于应对人口压力、供给压力、交通压力,不仅是关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在于城市中每个人的健康和幸福。”
四座城市
2013年“100韧性城市”项目在纽约启动,获得超过1.5亿美元的资助,2013年12月与第一批32个城市开启合作,2014年12月宣布了第二批35个合作城市名单,中国的四川德阳市和湖北黄石市名列其中。浙江的海盐和义乌则是第三批城市。
浙江义乌市副市长、首席韧性官熊韬表示,作为一座220万常住人口的城市,义乌拥有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场,有75000个商铺。“义乌的特殊性就在于人口快速增长,如何应对外来人口问题,如何建立完备的食品供应链。”他说,而且义乌的经济对于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非常敏感,电子商务的崛起也对义乌的经济有很大影响。
为服务小商品经济,义乌组织构建了一条从义乌到马德里的物流运输链,用铁路把中国和欧洲贯穿起来,他们还计划把运输线扩展到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白俄罗斯,立陶宛,伊朗,阿富汗等沿线周边国家。
在发展小商品经济的同时,义乌也在发展实体工业,例如吉利已经在义乌建厂,生产伦敦出租车和沃尔沃发动机。 熊韬说,对于义乌这样的商业城市来说,重要的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让义乌在遭受外来压力的时候,能够像弹簧一样很快恢复。
作为一家公益组织,“100韧性城市”项目要想在中国落地,必须跟政府机构有深入合作。索尔金女士说,没有城市的意愿,没有政府的帮助,这项工作就无法推进,“在政府官员中并不熟悉这个概念,不能光跟他们谈韧性是什么,而是告诉他们建设韧性城市的好处是什么,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
在索尔金看来,在中国执行这个项目还比较顺利,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通过与国家发改委的中国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推进这一项目,另一方面就是地方政府比较积极。在黄石,德阳,海盐,义乌这四个城市,首席韧性官都是政府班子成员,各个城市还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这样可以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都召集到一起,保证政策的执行力和连续性。
“要让他们知道,这并不是给城市增加负担,而是为城市本应要做的事情,提供一些专业的帮助。让这些事情可以做的更好。”她举例说,如果缺乏专业上的经验,一座城市往往在建立一种基础设施的时候只有一种目的,而忽视其整体上的影响,比如有一座城市希望建设一条高速公路,但是把城市分成了两半,相当于割裂了城市。
“关键是让决策者更加全面的考虑问题,让不同的人士相互交流。”索尔金女士说,“在中国我们希望从中小城市做起,来显示项目的效果。在两年时间内,扩展到大的城市。如果我们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可,工作效率就可以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