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李晓丹/文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将开启中国经济的新发展阶段。如何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动的发展新格局成为核心问题。这对于2021年的中国经济来说，意味着将面临更多挑战，也意味着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12月18日，由经济观察报社和经观传媒共同举办的宏观经济论坛暨创新峰会在海南三亚举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贺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许小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周皓就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阶段、如何促进创新、如何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等问题进行讨论。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阶段

2021年的中国经济要面对的不确定性并未减少，而此时的中国经济也正在努力寻找新的确定性。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贺铿表示，当前经济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还有可能出现反复。这对中国经济来说还存在不少变数；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如何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重新在外贸、外交方面进行沟通；第三个因素是金融问题，后疫情时代如何做好非常规政策的退出。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贺铿认为，这给经济和社会发展从三个层面提出了硬核指标：第一，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二，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两番目标；第三，实现“两个显著”及“一个均等化”。“两个显著”是指，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一个均等化”是指，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贺铿表示，中国提出“双循环”不是单纯的市场循环，而是要贯穿到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在生产环节要打通和构建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资金链；在分配环节涉及到收入分配政策和财税体制的改革；在流通环节要运用数据科学构建物联网，降低流通成本；在消费环节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因为消费最终是由居民收入决定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许小年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就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这个根本变化就是中国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了，这也意味着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由工业化驱动的经济高增长也基本结束了。

许小年将1978年-2008年这30年间的投资增速与GDP增速做了比较，发现前者增速是后者的1.5倍至2倍，这就说明30年间投资是经济最强有力的推动因素。

那么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怎样的新发展阶段？最直观的指标就是投资增速的快速下降，在过去几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已经基本保持同步。“投资已经失去了对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牵引作用，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中国的工业化和伴随着工业化所资本积累已经基本完成了。”许小年表示，宏观数据显示投资高增长不再，在微观层面则可以看到，很多行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

对于中国经济进入的新阶段，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表示，要实现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目标，就应该构建中国经济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只能从找到确定性开始，构建中国发展确定性财政政策要发力。“这里讲的财政政策不是讲宏观经济学框架里的财政政策，那个财政政策是短期的，围绕需求的财政政策。我讲的财政政策是公共政策意义上的财政政策，既有短期政策，也有长期政策，也可以说是结构性改革意义层面上的财政政策。”刘尚希解释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有经济政策也有社会政策，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叠加，而不只是针对经济来做文章，所以财政政策含义在这里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刘尚希进一步强调，不能一提到财政政策就想到宏观经济学里面的短期财政政策，想到扩张或者紧缩、赤字、债务这些指标，这与现实的财政政策实践也不吻合。

刘尚希表示，“十四五”开启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下半程，“全面现代化”的“全面”非常重要，是理解下半程经济发展逻辑的重点；全面现代化其实包括了三个层面的现代化，在理论维度上，一是物质现代化，二是制度现代化，三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发展的上半程主要追求的是物质现代化，到了现在，现代化应该转到人的现代化，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

“这是理论上的三个维度的现代化，也可以说是预示了三个发展阶段，但是这三个发展阶段是叠加的，不是泾渭分明的；人的现代化，依然还要推进物质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不是说前面两个现代化已经实现了，而是说现在要建设全面现代化，而不能仅仅局限于物质现代化这个逻辑。”刘尚希说。“‘十四五’规划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构造自主技术，要保证在极端情况下可以自我运转的产业链，这一点是“十四五”规划里面的一个重中之重，未来一段时间内，自主技术以及自我运转的产业链是重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说。

姚洋进一步表示，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已经宣布了应对气侯变化承诺，到2030年之前中国碳排放要达到峰值，单位GDP的排放强度和2005年相比要下降65%，到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这是一个庄严的承诺。

姚洋认为，“十四五”规划正式出台之后，减排可能会成为地方政府考核的一个指标。

如何激发创新

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不能再靠投资、不能再靠资本积累，那么经济增长要靠什么？“经济增长只能靠创新，不是依靠资源投入的增加，而是依靠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来驱动创新，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就要必须来依靠创新。”许小年说。

许小年强调，在当前来提创新，应该是广义的创新，不仅仅包括硬科技，也包括服务的创新、工艺的创新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甚至是管理的创新。

许小年还指出，需要把发明和创新区分开，而且做这样的区分是十分必要的，发明就是新技术的突破，而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许小年赞同约瑟夫·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创新可以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但是不一定是从无到有，创新更多的是现有技术的组合和现有技术的创造性的应用。“创新的主体就一定是企业和企业家，创新的主战场一定是市场。”许小年认为，创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创新不是规划出来的，创新要依靠想象力，由于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因此也一定需要高回报来匹配，从而为创新者提供强大的激励。

在后工业化时代，如何才能鼓励创新？许小年给出的建议是，有效地产权保护，要把产权保护作为一种激励机制，让企业和企业家能够获得稳定的预期，创新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和商业上的回报，也包括社会和精神的回报。

“创新是企业家自由思想的结晶，创新是通过市场上资源的自由流动配置来实现的，在后工业化时代，创新的性质和工业化时代大规模工业生产能力相比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的，所以在后工业化时代，为了激发鼓励创新我们需要和工业化时代不同的条件和环境。”许小年说。

许小年也提醒，创新也常常意味着改变现有的经济和行业的格局，往往会引起失业，这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而造成工作岗位的转移，在经济学中被称之为结构性失业，某种程度上而言，鼓励创新也需要接受结构性失业。

他举例说，当沃尔玛兴起作为一种新的大卖场商业模式的时候，危机到了大大小小的夫妻店，那个时候报纸上也是对沃尔玛一片声讨。而现在，以往的那些夫妻店找到了新的生意，消费者由于沃尔玛这种新的商业模式的兴起，也有所获益。

刘尚希认为，创新是一个生态，必须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就意味着整个国民素质、科技文化素质都需要全面提升，这样才能够形成广泛的创新社会基础，有了这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创新才能从模仿到跟跑再到领先。

姚洋则从产业链角度，对于新时期的自主技术发展，给出了他对当前创新的建议。

目前中国是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姚洋认为，改革开放40年对中国的产业发展产业了巨大影响，特别是最近20年，加工贸易对中国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是不能否认的。

姚洋做过一个调研，将广东、江苏、浙江三省的加工贸易做了比较后发现，随着全国加工贸易的深入，江苏、浙江的出口所创造的附加值是在下降的。不过，广东的情况就不一样，虽然附加值比例一开始也是下降的，但是经过20年的调整，出口附加值开始上升。广东的外贸出口实际案例给出了中国外贸发展一条可行的转型之路。

对于疫情期间有关经济脱钩的争论，姚洋当时就判断，世界不会和中国脱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拥有这样完整的产业链，世界无法离开中国。

除了出口附加值的变化，姚洋还表示，在高科技方面也并不是与外部完全处于竞争的关系，目前是竞争与合作并存，中国很多精尖企业跟国外企业实际上都是有合作的，技术的交流合作最终是共赢的。此外，改革开放初期的进口替代发现是自然的过程，中国的比较优势中有一项在快速增长，那就是劳动力的进步，中国2008年一个工人抵得上上世纪90年代的12个工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对待PlanB和PlanA的问题。”姚洋表示，芯片是被卡过脖子，但是也不能投资一哄而上，不能把PlanB全都变成PlanA，对于这些卡脖子技术需要维持一个开放共融的国际环境，这才是中国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周皓认为，无数国际经验证明技术创新和发明主要来自中小企业，而大型企业主要以技术守成和提供平台为主。然而相对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往往缺乏技术创新所急需的投资信贷支持。政府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比如结构性财政税收支持政策，结构性信贷减息延期货币政策等，都可以向中小企业更加倾斜。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更体现政府“有形之手”，而结构性货币政策更体现市场的“无形之手”。

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疫情不仅给企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也考验着宏观政策的调整和执行。2020年四五月，学者就关于中国要不要走财政赤字货币化展开了争论。周皓表示，2020年的一系列结构性财政货币政策在应对疫情中对经济的冲击中起到了效果。

财政赤字货币化引起热议的背景是，金融危机后，国外央行实现通胀目标和失业的政策操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外国财政部门在调结构和弥合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新冠疫情催化了这种讨论。

“中国并未选择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手段，而是采取了结构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周皓说。

此后，中国经济于第二和第三季度后逐步复苏，甚至在年底实现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正增长，在周皓看来，这也印证了结构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周皓认为，中国不会采取赤字货币化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法律层面，《人民银行法》就禁止央行从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除非借助特殊的财技，方可绕道实现赤字货币化的目的；第二，风险控制层面，赤字货币化存在严重通胀的风险，容易造成货币过度超发，并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第三转型发展层面，赤字货币化将导致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更加强化，地方政府或地方融资平台或地方国企也将继续占据主要的信贷金融资源，民企（以制造业为主）获得的发展机遇有限，全社会生产率不会得到根本性提高。

而在财政政策方面，接下来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效率与公平的渗透问题。

“财政政策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跟着人走。”刘尚希说。

按照规划，2035年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刘尚希认为，现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按照地理概念、行政区划分、户籍人口来推进基本服务均等化，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工业化推动了劳动力流动，城镇化是人口、家庭的迁徙形成人的集聚，人口分布发生了大变化，从静态社会变成动态社会，动态社会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想公共服务与人不脱节，那么就必须跟着人走。

刘尚希给出的建议是，首先公共服务在项目上必须跟着人走，不能让人回到户籍所在地；其次，转移支付要跟着人走，只有转移支付跟着人走，才能使基本服务均等化和人的流动布局相匹配，才能使公共服务真正转化为公共消费，才能平等地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素质和能力，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缩小群体性鸿沟。

对于财政政策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刘尚希给出了他的建议：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那就意味着国内的供给需求之间要形成正反馈，就是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引领供给，关键还是人的问题。供给质量提高要依靠创新，创新要依靠广大民众的素质与能力，既能设计出来，也能造出来，还要造得好，形成以人为核心的诚信生态。需求也是如此，从1998年提出要扩大内需，2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个难题，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贫富差距。

“我们要扩大内需，一定要以人为核心，要提升人的能力。首先要以每一个人都要有平等的基本权利，这是缩小群体性能力鸿沟的前提条件，这样才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内需才能扩大。从需求来看，必须以人为核心。”刘尚希说。

刘尚希表示，财政上的一个大突破就是2003年提出的一个响亮口号，“要让公共财政阳光照亮农村”，这使财政变成了全体老百姓的财政，是全体人民的财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财政政策在促进社会平等，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能力鸿沟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