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个未经考证的逸闻，据说乔布斯在世时——就像特朗普将先进制造业回迁视作“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重要篇章一样，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试图劝说老乔：能不能把海外工厂搬回来？老乔的回复大意是：苹果在美国作出一个修改，修改稿会立刻传到深圳工厂，中国工程师会立刻开始行动，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会立刻作出相应调整，2小时之内，调整就会完成，工人会立刻进入生产线，24小时之内，新产品会立刻往美国发货，倘若美国也能做到相似的运转速度，我们愿意回来。

嗯，时至今日，没人会怀疑，从全球分工秩序层面，中国先进制造业是支持科技创新落地最肥沃的土壤——这些让奥巴马无言以对的“立刻”，即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兼具高效率，规模性和灵动性的真实脚注。

而从国家建构层面，在虚拟经济被媒体聚光笼罩的背后，是制造业作为国民支柱产业的稳定之锚。从最浅表角度，制造业雇用了更多劳动力，拉动上下游更多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动脉——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实物资产”的庞大底盘，相较于轻资产的服务业或者虚拟经济，制造业在社会土壤里的“扎根”程度要深许多，和各种社会资源有更密切的共生关系。

譬如经济学者李子旸老师就举例道：“制造业企业对各种基础设施的依赖性更强。如果没有可以充分保障物流的港口、高速公路、机场、铁路，很多大型工业企业就不可能开办。没有平稳的电力、水资源供应，很多工厂也无法开工，甚至没有足够大的场地或废弃物排放空间，工厂都无法兴建。相对来说服务业对社会基础设施的依赖要轻得多，落后国家的鉴别标志之一就是，在城市的一片破破烂烂中，却有非常高级豪华的消费场所”——换句话说，看似“粗犷”，实则“娇嫩”的制造业，实则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建构能力的晴雨表。

而这张晴雨表若想继续保持灵敏，这根稳定之锚若想继续保持稳固，继续充当智能时代的中流砥柱，需要社会多股力量的共同修筑。

更像是某种佐证，在刚结束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这一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工业盛宴上，除了2000余家全球知名制造企业的悉数登场，还出现了一个稍显意外的参展商：华夏幸福。夹杂在各种机械臂，智能数控机床和新能源汽车中间，华夏幸福的展位显得颇为轻盈，对外展示了智能制造装备，智能机器人和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三大产业方向的17个产业集群。

当然，相比于展位的轻盈，他们对自身的期许要恢弘许多：通过打造产业集群，促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核心环节的集聚，成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路途中的独特景致。

而倘若你深谙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发展史，就会知道，这种空间上的聚集效应，能释放出的经济潜能。

从“制造”到“智造”的跃迁

众所周知，在德国工业4.0的基础之上，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宏大计划，希望到2025年，中国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而从本次工博会所展示出的精良“装备库”不难发现，中国先进制造业的现状，委实有很大的迭代空间。

本次工博会共设置8大专业展，涵盖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到先进制造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智能绿色制造全产业链，基本称得上是当前先进制造业关键技术的一次大规模巡演。

以备受瞩目的工业机器人为例，如你所知，在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人力成本不断上扬，机器人单价日渐下调等约束条件的合力之下，工业机器人在需求端连续多年迅猛增长：五年前开始，中国就已成为全球最大机器人销售市场；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8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7.4万套，同比增长23.9%；IFR近期公布的数据同样显示，去年全球工业机器人销量为38.7万台，同比增长了31%，其中中国销量13.8万台，同比增长58%，占全球比例36%，较去年提高6个百分点。此外，包括《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在内宏观政策上的加持，更是让中国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重要的动力引擎。

事实上，本届工博会也印证了这一点。依我观感，机器人展区可谓是规模浩大的工博会最惹眼的展区。譬如，世界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之一安川电机，世界知名企业美国ATI工业自动化都纷纷展出了最新机器人，携手展现了自动化对先进工业生产的变革势力。

而令人欣喜的是，今年5月，安川电机与韩国都林机器人应用技术有限公司的合资公司——安川都林在香河投产，可同时进行100台以上中上涂机器人，50台以上底涂机器人的组装及离线调试工作。此前，美国ATI工业自动化、德国尼玛克等也落户香河。目前，华夏幸福已在香河吸引130余家企业先后签约进驻。不难预见的是，当这些企业齐聚香河，彼此之间可充分发挥在技术，设备和客户等方面的协同优势，也会让这里成为我国北方最具影响力的工业机器人战略高地。

当然，其实不只是机器人。诚如投资人王煜全所言，按照任务分解原理，中国若想顺利完成从“制造”到“智造”的跃迁，需要各个工序环节的齐头并进，通过大规模制造世界最先进的科技产品，不断完善每个制造节点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从过去的“作坊式”生产，循序渐进地向智能化生产转变。

“工业润滑油”

而如前所述，除了资本势力和技术力量，中国制造业的顺利转变，是社会多股力量的共振结果，譬如来自地方政府和产业园区运营商的齐力扶持——不难发现，在许多地方，产业链上的企业已不再是“零散”地野蛮生长，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高规格产业集群主导的协同发展。

以最具样本意义的华夏幸福为例，本届中国工博会上，除了香河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华夏幸福还集中展示了在和县、肥东、南浔打造的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在来安、溧水、江宁、舒城、长丰、金安、巢湖、新郑、双柳打造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在苏家屯、嘉鱼、博望、巢湖等地打造的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

某种意义上，工博会上的初番登场，可被视作华夏幸福产业集群的一次集体阅兵。近年来，华夏幸福坚持“产业优先”的核心策略，以产业新城为核心产品，持续打造先进产业集群为（截至今年6月底，已为所在区域累计引入签约企业超2000家，招商引资4300多亿元）。这种模式之于企业，可以提供“产业规划、选址服务、全球资源、行业圈层、金融支持、专业载体、一揽子政策、全程服务”等全流程综合解决方案；之于产业，则可以如同“工业润滑油”一般，减少不同工序节点的摩擦阻力，让不同环节的企业更具效率地释放潜能。

进化路上的主动蜕变

事实上，追溯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发展史，这种空间上的集聚效应，曾扮演过意义深远的历史角色。

就像学者施展在《枢纽》中所言：二十余年前，如同是某种命中注定，中国经济的崛起，与西方经济的转型几乎发生在同一时刻——中国之所以成为先进制造业的“世界工厂”，源于两股影响全球秩序的巨大变量的不期而遇：第一，西方走向创新经济时代，为了跟上产品革新的步伐，制造业开始产生大规模外包需求，为了在不确定性的时代迅速迭代，他们必须将生产流程转型的成本和风险转嫁到其他地方。

第二，土地财政的变化，使得中国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让无数专业化企业形成了一个不断动态重组的供应链网络，实现了制造创新产品弹性和效率的统一（可参照本文开篇乔布斯的回复），让中国成为承接先进制造的不二之选——而在这个过程中，各地方产业园区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倘若没有大量工业开发区等待企业进驻，在彼时的工业环境下，供应链网络会因基础设施不配套，物流成本过高等原因最终夭折。

嗯，二十余年前，中国的分税制改革意外造就了大量开发区的拔地而起，帮助中国先进制造业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如今二十余年过去，当中国经济不再以令人眩晕的方式增长，当“中国制造”已崛起为令世界受益又忌惮的大象，今天，以华夏幸福为代表的产业新城运营商，希望以更主动，更睿智的方式，推动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的创新实践，让这头大象轻盈起舞，完成向“制造强国”进化路上的主动蜕变。